6月21日，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、伏羲智库数字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《中国数字平台开放性指数研究报告》。报告指出，当前中国数字平台的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，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在接入、交易、退出和转移等方面普遍存在一定的制度性约束和阻碍。接入开放性高于总体开放程度，但平台间的接入开放性差异明显。
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，伏羲智库高级顾问、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国家信息中心原主任高新民指出，当前平台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，监管层面也已经推出了针对反垄断问题的一系列政策。但是，由于平台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大，在平台治理层面，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出台，防止平台过大影响公平竞争，以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；而这次发布的开放性指数为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谢丹夏认为，数字平台反垄断已经变成全球共识。下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工具，去帮助决策者进行判断。
伏羲智库创始人、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，相比全球互联网巨头来说，中国的互联网超级平台们其实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，而开放性是他们继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“什么时候一个平台公司开始选择封闭了，那就是其增长遇阻的开始。”
平台“看门人”
报告对电商平台的开放性进行了拆分和评价。报告指出，电商交易、社交媒体和生活服务平台的接入开放性较高，而内容娱乐平台的接入开放性较低，主要是存在独家协议和隐私协议的可读性差等；交易开放性显著高于总体开放程度，内容娱乐平台的整体交易开放性更好，哔哩哔哩、小红书、快手、苏宁易购等交易开放性较高；退出开放性存在显著差异，内容娱乐平台退出开放性最高，有较为明确的退出机制和简洁的退出路径，社交媒体平台得分最低，主要体现在退出机制和退出条件的复杂性上，哔哩哔哩、去哪儿和当当网的退出开放性最高；转移开放性远低于整体的开放性，其中社交媒体平台的整体平均转移开放性得分最低，其数据和业务基本很难实现可转移。
此外，报告还对比了整体开放性排名前五和后五的数字平台，排名前五位以规模较小的平台为主，在四个维度得分比较均匀；排名后五位以规模较大的平台为主，在四个维度的得分差异明显，但转移开放性得分一致较低。
高新民指出，对于那些已经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，平台监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设置门槛，而不是一刀切。在超过一定规模的情况下，再对其进行监管。因此对于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指数研究非常重要，它们事实上组成了这样一个门槛，扮演的是“看门人”的作用。
“互联网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五点：准入门槛低，谁都能进来；互联网有统一的标准，实现兼容性；有一个统一的标志性，如IP地址等等；第四是有一个分布式的路由系统；最后一个，技术是中立的，用途是普遍的。这五个特点成就数字化成为当前我们的基础设施。但是对于那些大型平台上来说，其开放性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挑战者五点。”高新民说。
数据主权之问
对于推动平台开放程度，本次发布的报告也给出了四条建议：一是增加用户接入条款可读性和降低商家接入门槛，提升用户商家接入数字平台便利性；二是限制数字平台运营者对商家的过度处罚，明确平台自营和第三方商家竞争规则，为平台内商家提供公平的交易环境；三是制定国家推荐标准、行业自律以及减少不合理退出限制，降低用户商家退出数字平台的壁垒；四是增加平台与消费者的数据可转移性，以及平台与商家、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业务可转移，以更好地增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。
高新民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，在进行平台监管和治理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挑战是，如何去评价其市场支配地位，这一方向要进行量化是不容易的。“数据是平台最为重要的资产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，其实就是数据的滥用。对于数据可转移的开放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因此，我们认为数据的权属问题目前应该准公共化。把数据资产和企业的垂直业务剥离，乃至是对数据有另外一套监管办法，延伸来看就是对于数据的监管问题。”高新民说。
